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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懂的中国创新
作者:本刊记者 张 磊  来源:电气中国杂志  发布时间:2012-1-6 16: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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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创始人、前CEO史蒂夫•乔布斯的逝世,再次引发人们对苹果公司成功经验的探讨。这位引领全球IT潮流的教父曾这样建议创业者:领袖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新。
      如今,每当我们谈及产业转型、企业变革,“创新”是避不开的话题,我们似乎在等待某个机会,可以推动中国创新奇迹的诞生。然而,现实远远残酷的多。


创新的投入与产出
      创新,对于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对于制造业转型,在很多地区、行业更明确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而创造的精髓则在于追求创“新”。
      2005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思想,2006年1月,他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
      所谓的创新型国家,一般来说,是指将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基本战略,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据专家分析,创新型国家的特征大致体现在四个方面: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30%以下;创新产出高,发明专利多。
      如今,我们离创新型国家、创新型企业究竟还有多远?
      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丁曼战略与创业中心主席安纽•古普塔在《中国是全球创新中心吗?》一文中指出,中国确实在创新领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看来很多学者混淆了投入和产出两个概念。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研发支出不断攀高。2010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总投入达到6980亿元,是2005年的2.8倍,湖北、内蒙古、安徽、广西等中西部省份达到3倍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江苏等沿海省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3%至5%以上。2010年,全社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255万人年,5年年均增长13%。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透露,我国发明人在2008年提交了203481项专利申请。这一数据使得我国成为继日本(502054项申请)和美国(400769项申请)之后创新力第三强的国家。
      安纽•古普塔分析后认为,相比这些数据,中国在创新方面的实际数据却并不尽如意。“超过95%的申请都是发明人在国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绝大多数的中国‘创新’只是对现有设计的小修小改。”
      他强调指出,最有力的证据便是看看三重(triadic)专利申请或被授予专利权的数量。所谓“三重”指的是就同一项发明分别向上述三国专利受理机构提出专利申请或被三国机构授予专利权。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透露,2008年(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新数据)中国只提交了473项“三重”专利申请,美国有14399项,欧洲有14525项,日本有13446项。2010年上述三国专利受理机构授予的专利权数量大致也反映了相同的情况。
      为此,我国加大在创能能力方面的投入力度。《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提出,未来5年,我国综合创新能力世界排名由目前第21位上升至前18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院)从2006年起开展的国家创新指数的研究成果,为这一目标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战略院院务委员高昌林,作为这个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他不仅与课题组其他成员共同执笔撰写了《国家创新指数报告》,而且参与了《“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写工作。
      在他看来,每一个创新评价指标都是对某一点上的直观测度,而不是对国家创新能力的全面评价,需要通过指标量化与综合分析相结合,才能够准确把握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也才能够保证未来建设目标的科学性。
      此前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何理解创新型国家这一问题将直接影响整个创新评价的过程。高昌林告诉记者,课题组通过对欧盟创新记分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年鉴,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对创新能力测度的研究,一个规律凸显出来:国家的强弱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而不是人口数量和资源禀赋。国家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科技投入,知识创造、应用和传播,企业通过创新形成产业竞争优势,政府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2011年2月24日,战略院首次公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0》。以美国创新指数100为计,中国创新指数为57.9,在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21位。
      在安纽•古普塔看来,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创新不仅需要新的努力,还需要已有知识的丰富储备。作为科技前沿的新手,中国的机构将需要数年时间建立必要的知识储备。”但在此同时,例如政府决策明显倾向于政府各部门支持的大型项目,对研发项目的拨款基本是基于政治影响力和关系,而非科学的同侪考评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因素。


中国企业的创新之路
      “中国短时间内很难出现像苹果一样以创新而卓越的企业,目前为止,我们还缺乏产生这样企业的土壤。”原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所长郝玉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判断。
      世界达沃斯经济论坛曾每年对来自世界各地的400多家具有创新和变革意识的企业进行遴选。
      对于如何判断评价上述“科技先锋”,达沃斯给出的参考标准是:第一,是否具有真正的创新,如果仅是已被广泛接受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新版本或重新包装,并不符合创新,创新性公司必定是在研发投入上非常显著的;第二,是否具有发展潜力,是否拥有长期业务或社会影响力;第三,是否有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第四,产品或技术一定是经过市场化验证的,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第五,是否拥有具备远见的领导者和团队。
      显然,对于这样的要求,在中国的大多数企业而言,还很难做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多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有历史背景与政策导向的问题,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与主观认识不足的问题,但主要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动力机制和政策环境。
      无疑,对于曾经依靠粗放投入实现经效益增长的中国企业而言,创新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词汇。在长期的实践中,很多企业更加注重眼前短期利益,对具有长远利益的自主创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小企业不想创新也不敢创新,它们只想守住区域市场获取短期利益,且薄弱的利润使其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投入。从国有企业来看,国企在政策庇护下的垄断地位使其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驱使,从而安于现状而助长了研发惰性。 
      而在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方面,有关部门缺乏在宏观上对企业的自主创新进行全局部署和有机安排,无法构建完备的产业自主创新链条。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决策中,各行政部门缺乏有机联动机制,不能围绕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与中长期科技规划有机组织科技决策,从而弱化了对企业重点科技攻关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力度。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对企业发展的长期远景的设想,“创新”仍然是个有些颇具吸引力。此前,在某机构向近100位中国经理人询问了同一个问题:“对公司的长期成功来说,创新是否比成本削减更为重要?”调查结果令人惊讶,接受问卷的85%的受访者都对此表示了认同。显然,中国企业的领导们依然认识到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项目的重要性,只是他们并不确信自己的公司有能力形成激动人心的新理念并转化为盈利产品。
      贝恩公司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Michael Thorneman认为,即便企业对创新存在这样的不确定也非常普遍。本质上,创新是一个无章可循的过程,难以管理,且常以失败告终。一些公司没能激荡出多少新点子;而另一些出于成本考量,虽然有了新创意,却在层层严谨评估中遭扼杀。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认为,在对企业恨其不争、怒其不幸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如何改进创新的制度空间。通过政府改革不断压缩企业的寻租机会,严厉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消除个别行业的垄断,促进自由竞争,则是推动创新必须跨越的制度障碍。
      以我国电力工业为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电力工业整体技术水平得到快速提升,部分领域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世界装机数量最多、外高桥三期100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性能考核指标世界第一;特高压电网建设运行多项技术世界领先,但在这些颇以为傲的项目中,有多少是真正完全隶属于“中国芯”?
      2009年5月,国家颁布《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结构调整,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自主化水平。其中,在电力设备领域,提出要以核电站建设工程为依托,推进核电设备自主化;以大型风电场工程为依托,推进风电设备自主化;进一步提高70万千瓦及以上水电设备、大型抽水蓄能机组、百万千瓦级超临界/超超临界火电设备、大型燃气机组、垃圾焚烧发电设备等技术装备的性能质量;开发太阳能发电设备、发展大型火电、核电站辅机;以特高压交直流输电示范工程为依托,推进750千伏、1000千伏交流和±800千伏直流输电设备自主化。
      “在自动化系统和产品方面,我们与国外的差距还很明显。很多所谓‘中国创造’的设备打开箱体以后,产品铭牌上却显著标识着国外企业的品牌,部分领域还需要一直依靠国外进口来满足市场需要。”郝玉成告诉记者。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机械工业的产业规模已位居世界首位,但高端装备受制于人的局面仍严重存在。2010年我国进口机械产品用汇高达2553亿美元,行业中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严重不足的矛盾非常突出。
      “多年来,行业内企业过分看中当期发展速度,追求短平快,重当前、轻长远;重制造、轻研发;重引进、轻消化;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十分突出,从而导致研发投入严重不足,研发条件普遍落后,研发经验缺乏积累,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缺乏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支持,技术创新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业内一名专家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据《工业企业技术活动资料》(2007)年显示,我国大中型机械制造企业中工程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为10%,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为1.4%;而工业发达国家同行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为20%~30%,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达到3%以上。
      “现在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引起的行业发展缺乏后劲的确是现阶段应该引起各方关注的重要问题。”上述专家表示。


同“企”不同命
      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的第十年,当中国企业因创新能力不足而困惑时,外资企业的本土化经营却在不断加速。
      近年来,如西门子、ABB、施耐德、GE等外资电力设备巨头在营销本土化的基础上,纷纷在华成立研发机构。这些跨国企业们在中国以接近市场、接近消费的模式进行技研发,并与其全球的其他研发中心对接,最终实现“在中国,为世界”的战略目标。
      有分析人士曾称,如果外资企业想在中国市场上有所作为,是必须要拿来一部分核心技术的,但这样的做法也让他们不免有所担忧。众所周知,技术和资金及治理模式的优势一直是众多外企在中国市场赢利的资本,与此同时,采用大量的本土员工在高科技企业中,他们势必接触到核心技术,随着这部分人的跳槽,技术流失不可避免。“外资企业在中国大建研发中心,从而提升‘技术本土化’的含量,使技术不是仅仅流失,还能实现‘回流’,弥补在技术流失过程中的损失,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是保持了自己的技术优势。”
      以ABB为例,2009年,由ABB中国研发团队设计的世界上速度最快和精度最高的六轴机器人——“龙”IRB120宣布问世,这款连名字都极具中国特点的智能机器人,使ABB本土化产品研发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事实上,目前在中国的技术人员在全球的研发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研发成功在全球得以推广运用。”ABB北亚区及ABB(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方秦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资在制造业市场基本占有了30%以上的份额,“这在行业控制度上来说是最高的。”一位机械制造业的业内人士介绍,“但恰恰就是在控制度最高的工程机械制造业,外资企业的本土化进程产生了‘鲶鱼效应’,为行业与本土企业发展补上了很多‘细节’短板。”
      我们不仅要问,在创新能力尚且薄弱的国内又是什么成就了外资的本土化“创新”?
      记者在多次对ABB的研发体制研究中发现,如果说成立面向中国和世界市场的研究中心、追加研发投入是ABB针对中国市场的“战略投资升级”,那么高效、灵活的研发机制则是保障这样的技术型企业集团实现研发创新的内在动力。
      例如,在研发结构上,ABB采用了分布式的研发结构,其在全球的研发体系主要分为电力和自动化两部分,按照地域划分的ABB全球七大研究中心则全面涵盖了这两大类技术。
      在中国,超过2000名研发和工程技术人员隶属于20多个不同的研发团队。研发初期,ABB全球研发机构将制定战略技术计划,并从各个不同的研发小组收集相关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归纳集中。
      ABB集团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ABB(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刘前进告诉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特定领域业务层面的技术经理都会在一起沟通、交流,然后设定各自的工作、研发范围,不同的团队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个问题,这期间对于产品的创新层出不穷。
      有分析认为,在法律、融资体制等宏观环境革新与企业层面的创新之间,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创新,事关管理、产业机制、商业氛围、竞争环境。
      此前,全球四大会计所之一的安永发布了2011年度《全球企业十大风险与机遇报告》。报告显示,新技术、人才管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将新技术风险视为最大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企业也将新技术风险列为前两大风险之一。
      “对来自全球各行业的受访者而言,新技术风险是十大风险中惟一在未来会变得更为严峻的风险。”安永大中华区企业风险管理部主管合伙人周明笙表示,中国企业将新技术风险排在首位,反映了它们正面临新技术的冲击;美国企业将新技术风险排在众多风险前列,则反映了美国企业面临创意商业化的挑战。
      据安永方面介绍,中国企业在受访中纷纷表示无法建立创新文化或流程,创新投资不足。“国内一些企业以往的发展路径是机会导向,企业领导比较愿意买急需的技术,而不是对技术研发进行持续投入。”周明笙评价道。
      这些年,我国的多数企业都经历了“野蛮成长”时期,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也使得我们的企业从来不缺乏“炒作”的机会,尽管这样的机会也让很多国外机构、企业看红了眼睛,但当热闹过后,谁又来为缺少核心技术、缺乏行业规划的产业发展买单?!
      “从风电到太阳能、从智能电网到物联网,有多少国内企业是本着将自己的企业做成百年企业而静下心来进行产品研发和创新,将产品质量作为企业生存的惟一准绳?”一位业内人士不禁感叹。
      然而,不论如何,随着全球化经济的愈演愈烈,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站在同一舞台的机会将越来越多。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战略来说,两个方面至关重要。其一,要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各方优势,通过创新实现共赢;其二,创新要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培育原始创新能力为主,以集成创新与引进消化吸收为辅,循序渐进。“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更多承担的是制造商的角色,在品牌输出方面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品牌建设,将最终为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保驾护航,从而使企业的竞争能力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全球技术最大实践基地?
      根据媒体报道,12月6日,在德班气候大会“中国角”边会上,新奥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玉锁代表中国企业向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发出旨在加强“全球技术合作”的行动倡议,倡导“各国加大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与投资、放宽对清洁能源技术出口的禁止规定、鼓励跨国投资与技术合作、加强国际交流、推进技术的产业化实践”。
      “全球技术合作”的可行性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所在。无疑,新技术的运用意味着新机会。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有业内专家也提醒引起技术的企业由此带来的风险,如何评估上述风险尤为重要。
      “现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引起的技术本身已不是国外最为先进的技术,往往是企业这边引起,外方马上推出该技术的升级版,导致一项技术自转让后在市场占有率方面就存在困难;另一方面,有的技术在中国首次运用,我们花大价钱把未经运行的新技术、新产品引进过来,提供市场、人工,甚至是要付出污染的代价为人家的技术做试验,结果人家完善了技术,再回过头来将技术的升级版卖给我们。”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示。
      对于全球技术在中国首次使用的例子在近年来并不罕见,而第三代核电技术则是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一项技术。目前,我国大力发展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在美、俄、法、德等国家尚未商用,中国却首开先河,围绕其中的争论至此都并未停息。
      与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是为了最终实现自主化,在掌握技术之后再产业化发展的观点,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计划局副总工程师温鸿钧对此颇不认同。在他看来,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应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最高境界,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掌握核心技术,具备处理变故和改进发展的能力;第二层是一般的国产化,即引进技术、按照外国公司的工艺要求,生产合格的产品打入市场,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核心技术没有掌握,没有处理变故和改进发展的能力;第三层是来图加工,核心部件、关键技术由国外公司提供,技术制导权属外商,实际上是本地化,而不是国产化;第四层是最低级,如国内的外企。温鸿钧强调,中国引进技术,特别是民族战略产业一定要达到第一个层次,摆脱对外商的依赖,绝不能陷入“引进—国产—再引进”的怪圈。 
      温鸿钧认为,据外商介绍第三代核电技术比二代技术安全性较高,性能较好,但是AP1000还未完成整体验证,是否真的好,还要由实践说话。要中国首先投入商用,风险很大。“AP1000只属于第一层次的成熟,首堆工程还没有建成,既没有达到投资者观念上的成熟,也没有达到更高一层的机型成熟。当时,美国NRC是为了保证西屋公司能够顺利参加中国竞标,出于各种考虑,非常勉强地发给西屋公司设计许可证的。尚有一些重要验证工作没有完成。”温鸿钧说。
      同样持此类观点的还有经济学家郎咸平,他此前在演讲时更高调质疑中国核电技术引进策略。他认为,与核电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技术不同,我国已基本掌握的核电第四代技术完全可以实现中国核电的自主发展。“而我们竟然同意与一个核能技术赶不上我们的美国共同分享这个第四代的技术。作为回报,美国提供第三代的技术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把最先进的技术和美国人分享,换来的却是继续把美国还没开发出来的技术在中国做活体实验,并且出钱让美国人来评审美国现在的技术,最后把一个8000亿的市场的份额拱手让与美国人。”
      对于企业来说,也许单纯地去判断一项技术是否符合企业当下的需要非常容易,但对引入系统后能否获得预期的效果,似乎就非常不易回答了。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出现时间短”、“应用企业少”这些都只能算是新技术的普遍表象特征,而比较关键的应该是这项技术能否与需求融合产生出新的应用,引领业务的创新,实现新的价值。因此,对新技术的寻找应该来源于对业务工作中实际需求的解决和新价值实现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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